2016年农历猴年即将到来，与人类血缘最为接近的猿猴，自古以来就出现在我们的文化史中。商代的墓葬遗存中就曾出现过猿猴的骨骼，从一个侧面表明它们与人类关系密切。研究猿猴，与研究人类自身息息相关。

　　灵长类学：理解人性的桥梁

　　——灵长类学对于人类学的研究意义

　　人类学（Anthropology）一词，源于希腊语“人的学问”的复合含义。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是研究人的起源与发展，包括人的体质与文化变迁的学问。一般来说，人类学的研究围绕着人最基本的两个属性而展开，即生物性和文化性，这决定了学科设置的大方向：一是专门以人类生物属性为研究对象的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或生物人类学（Biological Anthropology）；二是以人的文化属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而又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分为考古学（Archaeology）、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和民族学（Ethnology）。作为一门学科，人类学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在某些国家，人类学可以是专指研究人类体质的学科，包括灵长类学，即狭义的人类学；在另一些国家，除了体质人类学，还包括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等。（参见图1）

　　灵长类学的古与今

　　从最初古埃及的猴神开始，人类历史走过了将猿视为撒旦象征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猴群时代，以及牛顿时代与法国大革命。之后随着现代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在西方出现并发展，解剖学不断前进，卡尔·林奈将包括人在内的灵长类动物进行分类，其后经过赫胥黎与达尔文的证实，灵长类学最终诞生。20世纪，在殖民需求的催生下，灵长类学研究范围拓宽，现代灵长类学的三个支流开始分道：解剖学、行为学（心理学是行为学的半个分支，野外研究是另半个分支）和生物医学研究（根据科林·格罗夫斯在《人类大家庭：长期失去联系的表亲——对灵长类学历史的透视》一书中的分类）（参见图2）。之后，灵长类学在欧美和日本分别重建和创立，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使得现代灵长类学开始大放异彩。

　　灵长类学：通向人道的驿站

　　麻国庆认为，菅原和孝所著《感情的猿＝人》一书作为日本人类学近年来关于人性探讨的有影响力的著作，从中可看到人类学的“感情”研究是如何与灵长类研究结合起来的。在书中作者提到，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人类学家，主要对他者的行为空间进行记述，而人类之外的另外一个他者就是灵长类。人类学的研究从学科创始之初，“文化”（Culture）一直是其核心。于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不禁发问，文化是否是人类独有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张鹏和渡边邦夫的研究表明，日本长野省地狱谷公园的猴群，面对寒冷的冬季，养成了泡温泉的习惯。这一习惯从1965年开始，经世代相传被保留下来，而这一行为并非往日教科书中所说：动物文化行为往往和取食有关。据研究，日本猴是通过母子间学习的方式将泡温泉的习惯保留到现在。猴群形成了母系社会，在此基础上从母亲到女儿世代相传着。因此，“以人类为中心”的标准现在已无法被接受，人类学的研究已不再是关于自己本身。自从人被划分进“Primates”（灵长目）中并被保留下来，人类仅仅是与猿、狐猴在同一个目中的成员而已。今西锦司曾提出，早期人类形成家庭的五大前提条件是在研究了灵长类社会生态的基础上得出的。例如，文化人类学学者曾认为近亲繁殖禁忌可能是人类特有的文化之一，而多位日本学者研究发现，在非人灵长类社会中也存在这样的机制，而这是形成家庭的条件之一。再者，在语言和智能方面，近年有研究表明，大型类人猿如果存在类似于人类的发声器官，那么它们也许可以跳过肢体语言的过渡形成人类的声音语言。

　　20世纪80年代末，吴汝康就已经提到需要将古人类学和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今人类学相结合。这里他所说的今人类学（Neoanthropology）指生物人类学的一个新分支，是对现代人体的研究。吴汝康认为，今人类学的主要内容就是人类和存在亲缘性的猿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人体结构和变化规律以及人体的系统整体性，以及对人种的含义、分类和种族主义批判。他还提出，今人类学要着重阐述现生的灵长类，古人类学则着重于灵长类的化石研究，两者互相衔接，其结合不仅有望为人类学解决现代人种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是人类了解自己的重要手段。

　　威尔弗雷德·李格罗斯·克拉克在其编写的《人类的祖先》一书中，将“人道”作为全书的基本原理。1962年，约翰·纳皮尔在伦敦建立了灵长类动物学与人类进化研究中心，在中心的墙上写着一句话：“我是一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研究什么都不外行。”虽然这句话看似自视甚高了，难道这不正是灵长类学对于人类学的意义所在吗？要说灵长类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的研究。今西锦司作为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以及国际著名的灵长类研究权威，于1960年在其论文中提出“亚人类”灵长类动物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进化是自发的，自然选择则无法解释，于是提出了“种社会”的概念，即“整个物种本身被看作是一个社会，内部具有不变的‘物种水平上的同一性’”。

　　关于灵长类动物研究的野外工作，一开始就从人类学和动物学这两个方面展开并延续至今。同时，灵长类学作为一门人类学与生物学的交叉学科，其注重跨学科的特性十分显著，具有人类学背景的解剖学家阿道夫特别强调灵长类学研究的重要性。此外，灵长类学在研究中所使用的行为学（Ethology）方法也很值得人类学借鉴。灵长类学学者多数时间需要面对一望无边的森林，花费长达几个月或更长时间与猿猴相处，观察和记录猿猴的个体和社会行为。而在人类学田野调查期间，遇到无法用言语交流的情况时，人类学学者需要对情境或信息提供人进行仔细观察。虽然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但其实是相互依赖互补的。

　　灵长类学的未来

　　针对灵长类学这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国外诸多院校展开了相关研究和教育，为学科理论建设和方法论的完善作出了贡献。20世纪60年代美国建立了8个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西方和日本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灵长类学。有学者做过调查，中国作为世界上灵长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其高校及研究中心的数量却与丰富的资源不成正比。因此需要用生物人类学的理论、原理和方法来启发人们对于人类的人性和生物特性的探讨，壮大中国自己的灵长类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秉承社会文化与生物性相结合，还需要更多的灵长类学者加入，共同为中国灵长类学，甚至是国际灵长类学出一分力。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丹禾 张鹏）